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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西渡:詩人的條件

發布時間:2018-12-30 14:49:51 瀏覽次數:626



 

陳丹青在《笑談大先生》一文中曾提到文革后一代文人模樣的坍塌。他說:“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會召開,報紙上許多久違的老臉出現了:胡風、聶紺弩、丁玲、蕭軍……一個個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見什么呢?看見他們的模樣無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長期的侮辱已經和他們的模樣長在一起了。”陳丹青在此觸及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經歷中最凄慘的一面: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一個集體的全面倒掉。這是一個令人驚心的事實。

 

俄羅斯知識分子更早經歷了與中國知識分子類似的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苦難,然而在他們的經歷面前,我們并不會感到凄慘,相反,我們感到崇高的敬意。因為在他們的苦難中,人的精神并沒有被毀滅,而是更強大地被激發出來。他們的苦難迫使我們在它的面前低下頭來。而中國知識分子的經歷之所以凄慘,是因為幾乎沒有任何值得贊許的行動、意志、智慧從這一苦難的經歷中成長起來,它是一種沒有回報、沒有酬答的苦難。

 

這種酬報甚至在事后也沒有到來。一代文人的毀滅,只換來了《隨想錄》、《牛棚雜憶》這樣膚淺蒼白的東西,付出與酬報實在不成比例。奧斯維辛和古拉格群島沒有做到的,“文革”和五七干校卻差不多成功做到了。這就是徹底地毀掉人的精神。在奧斯維辛和古拉格,仍然有不可動搖的信仰、果毅的行動、反抗的意志,思想也仍然在那里運行。

 

當荷蘭納粹警察逮捕埃迪特·斯坦因時,這位皈依天主教徒的猶太思想家從容地對妹妹說:“走吧,為了我們的人民,去吧。”事實上,她早就下定決心要像圣人一樣去赴死。一周后,在奧斯維辛,姐妹倆和766名猶太人一起被送進了毒氣室。厄斯特賴歇就此評論說:“埃迪特·斯坦因的生命沒有迷失在奧斯維辛,而是得到了完全的實現”。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在經歷了將近十年的監獄和勞改營生活后說:“監獄是思考的好地方,勞改營也不錯。”在《古拉格群島》第四部第一章,索爾仁尼琴為我們描繪了一幅俄羅斯知識分子面對死亡的堅毅肖像。

 

一九四六年的薩馬爾卡勞改營,一群俄羅斯知識分子瀕臨死亡的邊緣,饑餓、寒冷、繁重的苦役已經把他們折磨得奄奄一息,留給他們的時間不是以周計,而是以天計。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們組織起了“講習會”,抓緊最后的時間交流知識,討論宗教教義、科學上的新近發現和經濟學理論。講習會的成員每天都在減少,缺席者已經進了停尸房……然而思想沒有停止,人的精神沒有被滅絕。

 

中國文化傳統中,本來缺少信仰的維度,虔誠作為一種高貴的品質也從來不為中國知識分子放在心上。宗教在我們這里只是一種話頭,從未和我們的生命發生切實的聯系。“我們因何而信?因我們的整個身體!因我們的所有骨頭”!(《圣經·詩篇35》),這樣的體驗對我們不但陌生,甚至不可理喻。中國知識分子這種無信的趨勢在歷史上愈演而愈烈。

 

中國士子也因此“創造性”地把佛教變成了一種思維和語言的游戲,把道家思想變成了白日飛升的迷夢和養生術。事實上,即使對圣人的話,我們也從來沒有真正相信過,我們假裝相信,只是因為它能給我們帶來利益。在駱一禾的長詩《大海》中,萬王之戰最終的勝利者是“謊言之王”。我認為,這是駱一禾對中國歷史的獨特觀察。吳思在其《潛規則》中發布了中國歷史“暴力最強者說了算”的吳氏定律。

 

但是這個吳氏定律其實也還值得推究,因為中國歷史并非總是暴力最強者得到最后勝利,而通常總是最善于說謊的笑到最后,或者說最后的勝利者總是那些把暴力和謊言結合得最好的陰謀家——暴力最強者不過為其前驅而已。在歷史演化中,中國建立了一整套精美而完備的謊言的制度和制度的謊言。這些制度徹底地從中國知識人內心摧毀了一切虔誠因素,而把他們變成完全的實利主義者。

 

中國知識分子對利益的熱衷令人駭然。任何事實和真理,在利益面前都是無足輕重的。魯迅所謂“人人心中,無不泐二大字曰實利,不獲則勞,即獲便睡”,“且其為利,又至陋劣不足道”。不管置身什么世道,也不管要付出什么樣的精神和人格代價,士人們也只想著在現實的階梯上不斷往上爬。思想和信仰都是梯子,士人們關心的只是摘取權力和欲望之樹上的果子。

 

中國詩人代際之間的緊張關系也是基于這種對利益的熱衷。老少詩人之間的互相攻訐在中國詩壇是常態,卻鮮有老詩人提攜新進,或新進詩人擁躉老詩人的佳例。而這種緊張關系至今未有改善的趨勢。一點點利益就足使清高的詩人們趨之若鶩,如蟲蟻之爭食,這種戲我們也已經看慣了。

 

對利益和成功的熱衷,蒙蔽了士人們的眼睛,使他們看不到苦難。他們的眼睛一個勁地往上看那成功的喜劇,而對腳下的骷髏場視而不見。這種對苦難的冷漠,對生命價值的無視,也遺傳到現代知識分子的身上。從這幅肖像中我們不難認出自己和周圍的人:當身邊的人蒙受誣枉,遭遇不公,眾人扭過臉假裝沒有看見;當成千上萬無辜的人只因被劃入不同陣營就被鎮壓、被流放,其余的人們只是暗中慶幸自己不在其列;當更多的人在饑餓中掙扎,死去,暫時還有一口飯吃的人總是無動于衷……中國知識分子人格中的另一個缺陷于此暴露無遺:無愛。終于,這一切降臨到我們每一個人。這是無愛的苦果。

 

中國文學中找不到苦難的地位。中國作家只關心悲歡,不關心苦難。悲歡是個別的,只關乎自身;苦難是普遍的,關乎人類的全體。悲歡使人自戀和自欺,苦難使我與人人相通。中國所以為一盤散沙也就為此了。陸游說“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就是這種自戀的悲歡了。蔣捷的詞說得更明白:“悲歡離合總無情。”中國文學就是始于悲歡,終于無情。因為悲歡無法與別人相通,所以它的結果一定是無情,最后轉向“如幻如泡影”,一切皆空、一切皆幻的虛無。苦難卻是得救的道路,它的重點是通向愛。

 

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我只擔心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難。”索爾仁尼琴說到勞改營中的悲慘生活,“干枯的靈魂由于苦難而變得滋潤……你正在學會愛你的親人”。苦難由此內化于作家的生命,變成愛的力量。愛作為苦難的救贖,就從苦難中產生。我們卻總是迫不及待地逃離苦難,因而也永遠地錯失了愛。愛,正是這片國土上一向陌生的事物。我們的圣人向來“以百姓為芻狗”;雖然圣人也說仁者愛人,但那前提是以人為芻狗。中國佛教講不殺生,但那是功德,是以回報為條件的。在中國,就連父母對子女的愛也講條件。除了這種交換的愛,我們不知道還有其他的愛。絕對的、終極的愛,那是我們想象之外的。

 

同樣因為無愛,我們的苦難也沒有救贖。從法國大革命的苦難產生了雨果的《悲慘世界》;從沙皇的苦役中產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白癡》、《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從斯大林主義的赤色恐怖中產生了《日瓦格醫生》、《古拉格群島》……然而,從我們的苦難中又產生了什么呢?只有沉默和空白。針對中國現代的苦難及其文學表現,美學家潘知常先生曾尖銳地指出:“世紀的精神巨債,以及自己如何在成功的精神敘事中被贖回,進而如何在精神上拯救‘革命’、‘暴力’和社會主義,這一系列的問題他們(——指中國作家)還根本沒有涉及”。

 

如果《隨想錄》、《牛棚雜憶》也算苦難的酬報,那也許比沒有酬報還要壞。除了希伯來人,還有哪個民族比中華民族受過更多、更漫長的苦難?然而這苦難卻只產生空白。因為沒有救贖,苦難的依然苦難,重復的一再重復。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第四部卷首引用了《哥林多前書》的話:“你們要注意一件奧秘的事:/你們并不都要死……/而是……都要改變。”但在我們這里,只有死亡沒有改變。而苦難和死亡仍然在不斷堆積……

 

無思,無信,無愛:這就是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靈魂的肖像。因為無思,所以無力擔責;因為無信,所以不能擔責;因為無愛,所以沒有救贖。我思,我信,我愛——我想,這就是做一個詩人的條件。那不是做人的條件嗎?有人會問。對,是做一個人的條件,然而也是做一個詩人的條件。做一個詩人,難道不就是做一個人嗎?詩歌不就是“在空無一人的世界上開始對人的創造”(奧古斯丁)嗎?至于語言的才能,銳敏的感覺,淵雅的知識,這些東西當然也很重要。但這些東西對一個對詩歌有真正熱愛的人,他多少具備,或者經過艱苦的自我訓練,他終將具備。而思想,信仰和愛,這些東西不能從外面賦予,而只能從內部產生,所以更重要。

 

我思,我信,我愛,這就是詩人的條件。

 

我確信如此。(有刪節)

 

詩人西渡,原名陳國平 ,詩人 、詩歌批評家。北京大學文學學士 、清華大學文學博士。清華大學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67年生于浙江省浦江縣,1985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大學期間開始寫詩,1990年代中期以后兼事詩歌批評。曾獲1997年度劉麗安詩歌獎 、《十月》文學獎、東蕩子詩歌獎·批評獎、第六屆“長江杯”江蘇文學評論獎暨第五屆揚子江詩學獎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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